孫皓暉
學者,《大秦帝國》作者

我是《大秦帝國》的作者孫皓暉,大秦何以興、六國何以亡,問我吧!

2240年前,中華大地上發生了一場奇跡。在禮崩樂壞,群雄逐鹿的戰國末年,面臨亡國之禍的秦國于列強環伺之下,崛起于鐵血競爭的群雄列強之林。從秦孝公開始的六代領袖,篳路藍縷、徹底變革、崇尚法制、統一政令,歷一百六十余年堅定不移地努力追求,才完成了一場漫長而深徹的帝國革命。這個歷史進程中體現的智慧方略、陽謀政治的風骨和奮發惕勵、強勢生存的精神,彰顯了來自中國原生文明時代的英雄風骨與本色靈魂。
我是孫皓暉,《大秦帝國》的作者,西北大學特聘教授、中國文明史研究院院長。今年,世紀文景·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《大秦帝國(全新插圖珍藏版)》。借此,我會在澎湃問吧與澎友們交流這段偉大的文明。
思想 2019-06-13 進行中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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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皓暉 2019-06-16

我可以明確地說,商鞅沒有采取愚民政策。《商君書》使用的概念,有弱民、奸民、善民,但我們應該用現代法學的理念去理解這些概念,而不應該從孤立的字義上去理解。
比如“弱民”這個概念,指的是民眾對法治而言,民眾在法律面前應該保持弱的態勢,就是要崇尚法治,服從法治,國家才能強大。所以他主張“弱民”。而“奸民”這個概念,“以奸民治善民則國家強,以善民治奸民則國家弱”,用現代法學理念去理解,指的是以治理“奸民”的理念去治理“善民”,國家就強;以治理“善民”的理念去治理“奸民”,國家就弱。這與現代法學理念有一定的相通之處。資本主義興起以后,當代法學理念是以人性惡為基礎的。立法者需要假想,人性中惡的成分在左右人的行為,這樣法律才能事先防惡、治惡。如果不以人性惡為基礎,法制社會就不會出現了。“以奸民治善民”就是假設民眾的行為和動機都是可能犯罪的,做好預先的防備,國家就強大了,“奸民”也就不存在了。而如果假想人都是善良的,道德境界都很高,那就無法制定出法律的底線了。
再加上古文容易脫落,對字義的不同解讀甚至標點的前后錯誤等都容易引起不同的解釋。所以,對《商君書》的理解也好,對秦法的理解也好,我們都應該研究法律的條文,在具體語境中用現代法學的理念去發現其中的辯證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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